古代翻译标准与现代翻译标准

标准即衡量事物的准则。同任何事物一样，翻译也有其标准。关于翻译标准，在整个翻译史中，由于参加翻译实践活动的人们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，受不同时代社会、政治，经济、文化等背景的影响，各个时期的标准也不尽相同。即使在同一历史时期内，不同的翻译家，由于其对翻译的概念以及对翻译作用的理解不同，所持有的翻译标准也不尽相同。

在我国的翻译史上，在支娄迦谶、支亮和支谦号称“三支”的西汉时代，翻译佛经就出现了直译问题。唐代玄奘在梵文和汉文对译过程中，提出了“既须求真，又须喻俗”的翻译标准，也就是我们今天从事翻译工作仍须坚持的“忠实、通顺”的标准。

清朝末年的翻译家严复认为:“译事三难：信、达、雅。求其信，已大难矣!顾信矣，不达，虽译,犹不译也，则达尚焉。”这便是我国翻译理论界提出较早且一直争议较大的“信、达.雅”翻译标准。

与严复同期的翻译家马建忠则提出“善译”的见解，其原则有三点：第一，翻译者首先要对两种语言素有研究，要精通两种语言之间的异同，第二，弄清译出语原文的意义、精神和语气，把它传达出来;第三,译文应与原文毫无出人，“译成之文，适如其所译”。

鲁迅对翻译的标准是:“凡是翻译，必须兼顾着两面，一当然力求其易解，一则保存原作的丰姿。”鲁迅针对“与其信而不顺，不如顺而不信”的提法，提出了“宁信而不顺”这一原则。鲁迅主张的也是直译，是为了照顾输人新表现法和保持原作的风貌，至今仍有可借鉴之处。

钱钟书提出的标准是“化境说”，即：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成是“化”。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，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，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，那就算得人于化境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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